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为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古文观止》是一个文章选本，“观止”本于《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观止矣!”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说来，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古代的选本，梁朝萧统的《文选》也很著名。那时的文学主张，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文选》除诗歌外，选的主要是骈文，是一种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文章。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称为古文，用来反对骈文。这种主张是进步的。《古文观止》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

第二，一般说来，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选本在《古文观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观止》的选文从《左传》开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古文观止》所选，像先秦的历史散文《曹刿论战》《鲁仲连义不帝秦》，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两汉文《治安策》和《出师表》，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唐文《捕蛇者说》，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恶；宋文《岳阳楼记》，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都是古今传诵。

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骈文。严格讲起来，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完全不选骈体，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

第三，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萧统的《文选》分很多门类，烦琐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辞令、议论、叙事三类。《古文观止》不分类，按时代先后排列。从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变的迹象。这个选本得以广泛流传，跟它的篇幅也有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编选《古文渊鉴》，称为御选。用皇帝的名义来刊行，却不能广为流布，这跟它用真德秀的体例有关，也跟篇幅有关，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点，当是此书能广泛流布的原因。不过此书也有缺点，约略说来如下：一、编者识力不高。像李陵《答苏武书》，历来都疑为后人伪托，此书也加选录。还有宋朝人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点发议论，并不能够真正考虑当时历史的全面情况。这类文章也选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响。选文所选《史记》，像《伯夷》《管晏》，这些传记议论多而不致力于刻画人物。编者选这些是看中它们的唱叹和转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南京艺术学院》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话、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即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式，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摘编自杨国美《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