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熊育群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和情感进行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限制，将人物置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收获》杂志副主编、《钟南山：苍生在上》责编钟红明和作家熊育群做了一次对谈。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希望我来写钟南山，我自己也有写作的冲动。于是，通过钟南山的助理得到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了钟南山过往的大量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都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就是 ——“时间与空间”“泪水”“挫折”“敢医敢言”“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
钟红明：现在有些人避用“报告文学”而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摘编自《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文汇报》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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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话、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即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式，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摘编自杨国美《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1）《论语·为政》中“，”两句指出，成为教师的条件是温习学过的知识进而又能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体会。（2）韩愈的《师说》是写给少年李蟠的。文末所说的“”，点出李蟠的文章爱好，而“”，则说明了李蟠的儒学素养。（3）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中，“”一句，写的是周瑜的儒将装束，“”一句，表明了周瑜的赫赫战功。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话、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即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式，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摘编自杨国美《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