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悖论：阿里在打假上肯定是有瑕疵的，但如何改变国际大牌的“傲慢与偏见”，仅靠“苦练内功”显然又是不够的。这就不能不提到两个背景：一是技术去原罪化，二是打假国家化。有关第一点， 不妨说个小故事：上世纪70年代，美国环球影视城起诉日本索尼，原因是索尼的录像机使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录制电视节目，这极大影响了权利人的利益。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法院以微弱多数判决索尼胜诉。试想，若判决反过来，估计录像机就不会铺天盖地在家庭出现了。由此可见，从趋势上看，技术及科技的发展，确实让侵权变得更容易，但这本身不是技术与科技的问题，权利人永远才是打假 的第一责任人。文段主要想传递的信息是( )
C
文段是“分—总”的结构，文段开头指出阿里打假仅靠练内功还不够，接着举了索尼胜诉的例子来论证，“由此可见”引出结论，即侵权不是技术和科技的问题，权利人才是第一责任人，体现了权利人的重要性，是文段想要传递的信息，C项是对这一内容的同义替换。A项表述不明确，技术与科技不会造成侵权，造成侵权的是人，没有突出文段重点，排除。B项针对的是开头内容，是话题的简单引入，不是重点，排除。D项是文段中间用来论述的例子，不是文段的重点，排除。因此C项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