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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各产业之间相互协调，有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水平和良好的适合性，能适合市场需求变化，并带来效益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又称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系统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的转化过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一般遵循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由低级到高级演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今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合理利用资源，提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推广应用先进的产业技术，获得经济效益等。从而更好地促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产业是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城市之本。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新修订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并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是政府引导投资方向，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金融、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新目录全面反映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内容，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以及对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的支持，更加注重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限制和引导以及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完善和发体现代产业体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最近国务院又批准了舟山群岛新区。地处浙江海洋经济核心区的宁波，紧抓战略机遇，择优发展临港工业，大力推动“三位一体”港航物流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进一步做大做强进口贸易，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体制环境，宁波形成了以重化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结构有其独特的竞争力，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任。2011年下半年，内外需求增长趋缓、宏观政策趋紧的效应会进一步显现，成本递增、物价上行、要素短缺等矛盾和问题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宁波要抓住当前资源要素的“倒逼”机制，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等落后产能，着力转变粗放型发展模式。根据《宁波市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行动纲要》要求，“十二五”期间，宁波将传统产业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并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强化创新链，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高端化、临港工业循环化、传统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现代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以港口转型、产业升级为主线，积极培育大宗商品交易、总部经济、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业态，成长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临港工业循环化发展。要择优发展石化、钢铁等临港产业，充分评估资源环境容量，按照基地化、循环化、高端化的要求，延伸临港产业循环经济链，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环境污染小、产出效益高的临港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集群化发展。服装、家电等传统优势制造业要从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突围，向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延伸，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技术自主化、产品品牌化、产业集聚化、市场世界化、服务网络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重点发展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装备等四大战略产业，积极培育海洋高技术、节能环保、生命健康、创意设计等四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通过这四个通道，宁波产业体系将实现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一次大飞跃。宁波，将借此构建起一个具有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和可持续性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是一个城市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3、“从总体上来看，2011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基本上还处于正常波动范围，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大起大伏的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某说。不过他同时表示，当前工业经济在整体保持平稳运行的同时，发展中仍存有着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尤其是结构调整难度增大。2011年安排淘汰落后生产水平任务的18个工业行业中，有10个行业目标比去年有较大增加，在人员安置、债务处置等方面面临更大难度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也是发达国家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重大战略举措。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己成为各国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这方面我们不妨看一下日本，日本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日本《新华侨报》2011年7月1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摘编如下：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谓成绩辉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增长模式也面临着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需求结构调整看，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消费是对的，但缺乏培养和形成中等收入者的机制安排，广大民众收入上不去就增加不了消费、扩大不了内需，这是中国当前遇到的矛盾。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产业结构仍然是一种适合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过大，第三产业比重低。想要破解这些难题，不妨反观一下日本。日本政府注重缩小收入差别，中产阶级成长非常快，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此外，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也达到了70%。中产阶级比较理性，所以社会就比较稳定，这更是中国应该学习的。日本政府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措施有：增强基础技术和基础产业，实施重点支援中小企业的政策;建构重视人才、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政策体系;对具有战略性地位的重点产业给予倾斜性支持;优化完善企业的创业环境;构筑有利于增强产业竞争力、安全、能让国民安心的社会体系。日本政府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更加重视政策的基础性和普遍性，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4、2011年7月2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节能形势“晴雨表”，对2011年上半年能耗过高的省份实行了警示，其中，全国有内蒙古、江西、河南等8个省区节能形势十分严峻;河北、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节能减排工作比较严峻。其中，只有包括山东在内的14个省市，因为上半年工业用电量降幅明显，被国家发改委评价为节能进展顺利。16∶14，也就是说，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中，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区域，都被能耗过高、用电形势严峻所困扰。 “今年是近几年电力供需形势最为紧张的一年，电力缺口总量可能超过3千万千瓦。”2011年5月27日，在“迎峰度夏保供电”会议上，国家电网副总经理帅军庆作出上述表述。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用电需求保持较快增长，1~6月，工业用电量增长11.7%。在全国工业用电量的增长中，建材、冶金、化工、有色四大高能耗行业用电增长明显加快，其中建材、钢铁行业用电量分别增长19.8%和12.5%，四大行业合计用电量7482亿千瓦时，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3.8个百分点。尤其进入6月份，工业用电量增长12.5%，比上月加快2个百分点，当月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行业用电量合计占工业用电量的45%，比重较5月份提升0.6个百分点。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能源需求增长过快，2011年下半年，全国的用电形势将比较严峻，7月上旬，又有12个省份，实施了拉闸限电。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林伯强告诉记者：“经济增速与用电量增速的比例理应为1∶1的关系，这是一个刚性的关系。但中国长期以来工业用电量增长超过GDP增速，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仍不够合理，发展方式粗放，由此带来能源需求过快增长。”林伯强分析，“2011年上半年，我国第二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5.3%，而其中重工业用电量占第二产业用电量的82%、全社会用电量的61.88%。”“重工业绝绝大部分为高耗能产业，重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超过60%，一方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重工业在经济中占比过大，产业结构亟待调整。” 5、“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空间变量’正在发生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上海必须主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主动调整的结果就是‘被调整’，被土地资源、商务成本之类的强约束调整掉。”在2011年7月9日一场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研讨会上，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周振华教授，对于当下上海经济转型的迫切性直言不讳。在周振华看来，2011年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速全国倒数，工业投资几乎零增长，诸如此类的现状都是正常现象，再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并没有多少意义，结构的轻型化将是一种必然趋势。之所以这样判断，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交通网络日趋完善便捷，我们的“空间距离”在压缩，区域经济的“空间变量”在变化。这个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要素资源配置的范围、方式和效率变化了。一个长远影响就是，强化了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促使各地政府在区域合作方面有新的思考。而上述变化会引发产业效应和城市效应。产业效应是指一种区位变化，原先落后地区、经济边缘化地区因为区位的变化而变得具有增长潜力，于是企业选址就会重新考虑，从而促动产业布局的调整。而城市效应，则是指城市的集聚功能、辐射功能会更加显现，加快世界城市群的进程。迎接“空间变量”的变化，上海必须以变应变，加快开放度，为各种要素的流动发挥作用，让要素在这里有更大的社会认同感;与此同时，主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大流量的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平台，政府间的合作也要更多注重在规划统一性和一体化上。周振华强调，上海要有更大气的开放度，招商引资也要换思路，能够大力引进功能型、服务型机构，包括一些不营利、无税收的公益性组织。 6、2010年12月27日下午，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能同时容纳上千人求职的大厅，只有20余名求职者在徘徊;大厅中央，20余平方米的电子显示屏，用红色文字滚动着几百条招工信息，不过鲜有“看客”。服务中心记录显示，当天入场登记求职人数仅为28人，比去年同期100多人的登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新村”职业介绍所是这个服务中心里的十年老店。负责人林女士指着铺满桌面的招工信息说：“这么多岗位还没招到人，和往年相比，今年市场明显冷清了。” 在“新村”介绍所，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正登出招聘皮鞋车包工的信息。“人不好招啊。”公司行政部主管刘某说，因为现有工人的流动，该公司每个月要到劳务市场招聘五六十名储备工人。为完成这个任务，他经常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跑，即使这样，每月也只能完成60%的招工任务，还有40%的用工缺口，“明显感觉近几年从中西部来的工人越来越少。” 人口红利逐渐势弱，劳动力市场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必须通过提升劳动力价格来获得劳动力。经济发展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结束。珠三角等地提前实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通过这种方式减弱了对大量劳动力的依赖，用科技含量和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品的利润。企业利润高了，自然有水平给员工加工资。解决用工荒，从长远看，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点，温州市海螺集团等企业早已意识到。他们不再仅仅依靠“晴雨伞”等传统产业，而是升级换代，迈向了“人血白蛋白”、“植酸酶”等高科技领域。该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转型升级这几年来，公司规模日益扩大，但是劳动用工却没有随之增加，反而比转型前略有下降，所以当其他企业纠结于“订单多”与“工人缺”的矛盾时，他们显得颇为淡定。康奈集团是温州市老牌的制鞋企业，也是用工大户，企业有员工3000余人。该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增鑫介绍，公司十分注重打造留人环境，从生活条件、发展平台、精神文化、人文关怀等多方面，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氛围。当前公司员工的稳定率在95%以上。而从长远考虑，他们正在加紧转型升级的脚步，向高端制造和高端品牌发展。近年来，公司持续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流水线，提升了产品的质量、环保、节能水平，同时为世界顶尖品牌贴牌生产。“只有利润空间大了，我们才能在打造良好的劳动用工条件上有更多的投入。” 7、即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在遭遇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尴尬局面，问题突出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尤其最近几年，方兴未艾的新经济与失衡的产业结构矛盾尖锐，优化调整各产业比重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申银万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认为，造成这个尴尬局面是因为中国产业经济中长期存有通过制度扶持工业、抑制服务业的现象。因为服务业受到较多的政府管制，而且要以全部营业额征收营业税，税收负担较重，在客观上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除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有所下降外，其他时间段中国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一直都维持在高位。出于获取利润的本性，投资工业企业成为投资者首选。而“十二五”期间，因为受到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的推动，劳动力价格将明显提升，全社会节能减排需求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十二五”规划建议首次把“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作为规划制定的指导思想。未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增大对欠发达地区扶持力度等将得到实质性推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和环境还将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作出相对应改变。解决难题的出路又在哪里？李慧勇认为，出路在企业自身。宏观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以微观企业的转变为基础的，无论是国家的产业、资源和环境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最终能促使企业下决心转型的根本原因一定是这些因素影响到了企业的利润。所以，关键还在于尽快推动企业成为改革转型的主体，只有企业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经济转型的义务，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才能发挥出效能，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朝着更加高效、合理的方向发展。 8、2011年以来，临沧市坚持以“规划调结构、产品调结构、项目调结构、科技调结构、算账调结构、龙头企业调结构”为方法，以“长短结合、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原则，以“稳粮、扩经、提质、增效”为主要内容，着力调优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上半年，全市调减粮食、甘蔗种植面积22.7万亩，其中：调减粮食种植面积20.5万亩，调减低产低质甘蔗面积亩。调减面积用于发展烤烟14.7万亩、蔬菜0.8万亩、咖啡2.4万亩、蚕桑1.1万亩、香蕉0.5万亩，发展番荔枝、印奇果、火龙果、葡萄等0.1万亩，新建设施大棚瓜果蔬菜650亩。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传统产业得到有效提升，高价值特色产业发展步伐加快：一是甘蔗、茶叶、橡胶传统产业有效提升;二是畜牧产业稳步发展;三是咖啡、蚕桑、木薯、水果、蔬菜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四是渔业经济体现新的发展势头。 9、当前新兴产业正表现出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的发展趋势。为了适合这种变化，科学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适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生教育理念、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改造提升制造业;二是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四是增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力求全面反映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要内容;二是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三是更加注重对服务业大发展的支持;四是更加注重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限制和引导;五是更加注重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做答要求：一、请对“给定资料1”中画线部分“产业是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城市之本”的内涵实行阐释。(15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二、请结合“给定资料2”，分析如何把握产业耗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分)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三、针对“给定资料4~8”中存有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或对策。(25分) 要求：准确、全面，切实可行，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500字。四、结合给定资料，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中心明确，语言通达，条理清楚，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字数为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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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科： 1.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 2.元宵刚过，听着MP4、哼着流行歌曲、穿着时尚的小阮走进了天河区的一家职业介绍所，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打工求职路。小阮来自粤东的南澳县，今年24岁，已在珠三角打工3年。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求职观点，小阮都完全*了传统意义的农民工形象。像小阮这种80后、90后出生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在广东2600万农民工中，这个比重更高达75%，约有1462万人，这个群体已成为城市用工的主力。这个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群体越来越受到各界注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有评论认为，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3.“在村里呆不下去，即使自己家人不说什么，村里的老人们也会指指点点，说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窝在家里没出息，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在北京一家印刷厂做工的王小帅一脸苦笑，“再说，我也不可能就留在家里务农，家里地不多，根本用不着我干，村里的年轻人该上学的都上学去了，该打工的都打工去了，基本没剩什么同龄人。无论听别人说还是从电视上看，城里都带着一种吸引力，我一直都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从王小帅身上我们能够感知，上亿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走出农村大地的。跟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跟父辈一样还是农民身份，但他们的手上没有务农留下的老茧。“我们这个代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从小就读书，不让他们干农活，所以他们对农活门道儿一点不懂。”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深知子代与他们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所以他们缺乏对乡土的依恋，很多人不愿再回到田间。李冬妮委员说：“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的故乡依然是农村，但这个故乡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越来越远，只停留在逢年过节的探亲之中。”丁克美代表是湖北省仙桃市剅河镇黄桥村党支部书记，她介绍说，村里的年轻人极少有打工后又转回来务农的，“回来怎么生存?一个人一亩多地。”另一方面，城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生活、潜在的发展机遇、方便的上网条件、酒吧、卡拉0K等新潮的娱乐方式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不甘寂寞的年轻一代。也正因为如此，郗杰英委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是多年来中国农民工城乡“候鸟”式生活的真实写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不愿意再做一只“候鸟”，而是更愿意将城市作为永久的栖息之地。 4.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城建市政一公司路面工程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的农工班里有80多人，基本上都在40岁左右。“因为建筑工地工作环境脏，劳动强度大，年轻人不愿意干，很多人没干两天就走了。”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代表认为，这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都是四五个兄弟姐妹，而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一般家里就一两个。“新生代条件好，对务工环境很挑剔，稍微有点难度的活就不想干了。” 很多农民向康厚明代表反映，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工作还很不稳定，在一个地方打工半年就算时间长的，很多年轻人打工两三年不但没有一分钱存款，还得“啃老”。康厚明代表说：“这里有工资普遍偏低、工作太苦太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做的原因，也有工资高的岗位技能要求高，他们又无法胜任的原因。” 王小帅刚到北京时并不是在现在就职的工厂里面整天用计算机工作，而是在海淀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做电工。“因为我刚来时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小工，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起来，一般要忙到晚上六七点钟。整日蓬头垢面，衣服也是在铁管上蹭来蹭去满是铁锈，吃得也不好。”2004年，他到技校学习了一年计算机应用知识，有幸被介绍到现在的单位“我觉得知识太重要了，现在边工作边读成人高考的大专，我学完这个大专学历后，还想读自考本科⋯⋯”小帅说。郗杰英委员说，“新生代农民工倾向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且继续学习和再发展的愿望比较强烈。上一代农民工肩负养育孩子的重任，大多不计劳苦，愿意选择收入较高的工作。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文化水准更高、见识也更广，他们心中的目标也远不止打工挣钱这么简单。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更多的知识，为日后融人城市作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开始由繁重的体力劳动岗位向其他领域扩展，整体就业质量正在持续提升。郗杰英委员分析，这个方面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工人数的持续增长，使新岗位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文化素质较第一代农民工高、求职期望也更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他们绝绝大部分外出前没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并逐渐成为从业人员主体。” 相关专家认为，就身处环境来说，上一代农民工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薪酬可被尽量压低的年代，因为没什么选择，不能不忍辱负重;而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当前劳动力“有限过剩”、薪酬理应适时提升的年代，他们有了相对大的选择空间。就行为特征来说，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水准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 5.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劳务工门终于看清了形势：经济遭遇危机，破产企业增多，就业岗位减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些缺少技能、素质不高的打工者。曾在东莞一制鞋厂做普工的张亚萍就是被裁队伍中的一员。张亚萍三年前进了东莞一家鞋厂，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较低。金融危机来袭后，厂里的订单一下子减少了，厂方无力支付200多位员工的工资，于是宣布裁员，打帮、针车、夹包等技术工人留下，其余的领完工资另觅出路。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就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把你拧下，不愁没有人顶。”张亚萍说。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这些频繁转换工作的务工人员绝大部分没有受过技能培训。很多接受采访的务工人员告诉记者，只身出来打工的很少，绝大部分是依托亲戚老乡，一带一带出来的。在南京一家电子厂打工的章萍萍就是在姐夫的协助下出来的，进厂时，厂方仅仅实行了简单的安全操作培训，就由熟练工人带着上了流水线。初中毕业的章萍萍说：“一个班下来就学会了。” 清水县劳务办书记黄天德说：“除非是劳务派遣的外出务工者，依靠家族帮带出去的务工人员则很难组织培训。”即便如此，“每年农民工返乡休整期，劳务办会组织外出务工人员实行为期一个月的短期培训。”黄天德说，“哪个乡镇的外出务工人员多，培训班就开到哪里。” 清水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5.67万人。清水县的这种简单培训模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引导性培训，主要是让外出务工人员掌握《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如何讨薪维权;二是简单技术培训，主要针对家政服务以及建筑行业的瓦工、钢筋工等培训。黄天德说：“培训的效果是明显的。”他举例说，以前如果去建筑工地打工，你要应聘钢筋工，工头会让你干上一段时间才考虑是否要你，经过培训后，市一级劳动保障部门就会发给你初级钢筋工的技能证书，你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就能够按照这个技术级别拿工钱了。清水培训模式的前景似乎诱人，但是如何说服外出务工人员参加培训，是劳务办最头疼的事情。“一个尴尬的数字是，全县参加培训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仅有10%。”黄天德说。这位长期从事劳务工作的基层官员认为，一些年龄较大的外出务工人员上有老、下有小，短暂的回家休整期主要是干家务活，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参加培训;还有些外出务工人员认为，找工作抢的是时间，春节后是企业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赶快出去找，再等一两个月，人都招满了，谁还要你?还有人对培训的效果持质疑态度：“这种免费培训，好多都是做样子的，要学的话，边干边学不就成了?!” 6.已经在印染厂工作好几年的邱其良，表现其实很不错。不过2009年7月，他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决定到清远技校学习半年汽车修理，然后换一个工作环境。对于将来，邱其良自己有了打算：“有了一技之长，我就要到广州这些大城市去闯一闯。” 如今，在各类农民工培训中心，学技能、做城里人成为一张张年轻面孔的共同梦想。经过培训的新型农民工正加快转变为技能型工人，提升了就业水平和工资待遇。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小廖说，培训改变了他的人生。2003年初中毕业后，小廖选择南下，开始了自己的打工岁月。在工厂做过普工，做过商场售货员，辗转多份工作后，她决定参加技能培训，学习一技之长。2007年前后，小廖参加职业培训，考取了服务业内的一个从业资格证书，2009年通过深圳市招调工考试，终于结束了自己“来深建设者”的身份，拥有了深圳市的户籍。因为自己的勤奋和努力，2008年她开始成为“可颁坊”连锁店的店长。当前，她又报考了自考大专学历，要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小廖说，她的大弟弟也考取了电工证，也成为了一个小区的电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在城里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消费的欲望强烈。他们希望通过培训，掌握技能，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技能“淘金”已成共识，新生代农民工和父辈农民工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出路更宽广。 7.“请问企业给交保险吗?用不用加班啊?”这经常是应聘者问覃智理的第一句话。覃智理是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某化工企业的招聘培训主管，他告诉记者，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维权意识更强。 “40岁以上的农民工的特点是，吃苦耐劳，主要图的是工资，喜欢加班，因为加班工资高。”覃智理说，80后的农民工尤其是最近涌现出来的90后的农民工，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应得的各类保障。 24岁的周维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广东工作已经5年了，先后干过销售、保安以及电子加工等。最近的一次工作经历是电子加工，因为经常要加班至半夜，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无法保障，于是“炒”了老板。“我对工资要求不高，月薪1000多元就行了，但不能总加班，能交各类保险的稳定工作。”与工资相比，周维显然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更加注重，他告诉记者，自己1000多元的收入虽然攒不了钱，但是家里不用他寄钱。与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打工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有底气向没日没夜地加班并且加班费很低的血汗工厂说“不”。周维打算，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不用花家里的钱，然后再一步一步图发展。 8.2020年2月26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瑞丰手袋厂的厂门前，河南小伙子小孙正在和保安闲聊着。这个三年前来到深圳龙岗打工的年轻小伙子，到现在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如今，在这个手袋厂工作尚不到半年时间，“我又不想做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手袋厂是一线普工，这工作太苦太累收入也低，更关键的是没什么发展前途，自己想寻找发展前景好点的职业，但是觉得比较难。在一片经济回暖和用工短缺声中，小孙感到很迷茫。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河南小伙子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 “昨天去佛山，今天去东莞，明天可能又去惠州”，这是老李对儿子李安强的评价。老李来自江西宜春，在广东打工已经有9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个代人进城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多地挣钱，然后将钱寄回家，让在农村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等到将来自己老了干不动的时候，能回到农村舒舒服服地养老。但是，作为年轻一代，儿子李安强已不满足于此，现在进城打工，挣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和寻找发展空间。“我希望能尽早地融入城市生活中，在城里找到立足之地。”李安强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如果岗位有前途，即使不给钱，从学徒做起，我也愿意。”李安强说，做普工学不到东西，没有发展空间。自己频繁跳槽，是为了找到有发展前途的岗位。记者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观点上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异甚多。老一代农民工属于生存型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心里明A自己仅仅城市的“过客”。但新一代农民工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他们不缺吃穿，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想一心脱离“农门”入“城门”。 9.“宁愿在深圳捡垃圾，我也不愿意回家种地”。在采访中，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80后农民工小廖对记者说，她的老家在湖南怀化的乡下，因为地理条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为LlJ地，农田和土地较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绝大部分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了，不好玩”。在粤东饶平县的很多乡镇，记者了解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们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学毕业的父辈那样从事农活。不过，广大的农村和落后的地区并没有优势产业，在老家很少有“体面”的职业供他们选择。能够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已经有点“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活的相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也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不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融入城市他们却有很长的路要走。来自湖南省衡山县岭坡乡的周云峰从1992年就开始了南下打工的生涯，从一线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个厂的负责人，他一路用勤劳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轨迹。不过，他依然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房价这么高，我根本买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手头总是觉得很紧。”周云峰说。对于更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还低，一个农民到珠三角务工，一般情况下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个月的房租总要三四百块钱吧?吃得再差也总要几百块的开销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车、打电话、买几件衣服、偶尔生一两次病，一年能攒多少钱?!”周云峰告诉记者，一个农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维持一个家庭，并在那里立足，那是件很难的事。同时，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上的孤岛，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无法融人城市文化。他们的生活、社会交往都没有融入城市里来。 10.一直注重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倡议，应大力增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常德传代表认为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升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更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所以，搞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持续提升他们的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他们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的。常德传代表建议切实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国工会上百万个基层工会，应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当前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合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在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应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多样化形式。他还建议要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质提升和心理健康教育。因为年龄偏小，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出现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选择的偏差，所以基层组织和企业党团需要增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心理健康的注重，着力提升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健康从业指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化的和谐推动。 11.从2008年到2009年，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代表经历了从“返乡潮”到“民工荒”的起起伏伏。“去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我几乎整天开着车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企业收人，而这几天用工企业天天追着我要人，手机都快被打爆了。” 据了解，进入2009年12月，来找张全收要人的企业络绎不绝，企业出现了用工短缺。而春节过后，这种短缺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找我要人，但找不到人。” 针对农民工就业难和企业“民工荒”的两难问题，以前是农民工的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代表认为，要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用新思路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和发展问题。在山东泰安市，王元成创办的“进城务工青年之家”“草根热线”“打工网站”等得到了社会的盛赞。他认为，关心农民工不能仅仅停留在“嘘寒问暖”上，要根据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按照不同的就业意向，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要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三变化，在一定水准上造成并加剧了“民工荒”。据了解，当前我国农民工有2.3亿至2.4亿人，其中“80后”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这些拖着拉杆箱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出大力、流大汗”的体力打拼，更愿意以技能淘金。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代表认为，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和素质受到挑战，难以胜任新的工作岗位。为此，她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将农民工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构筑起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为辅、农民工个人少量负担的投入机制。二是整合培训资源，充分发挥职业院校、技工学校、民办培训机构等各类培训机构的作用。三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四是农民工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政府部门要通力合作，共同负起责任，提升培训后的就业率。 “农民工结构的这个变化，能倒逼企业实行产业升级。”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代表说，“针对这个变化，各地要加快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扎实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缓解当前企业招工难问题。”欧真志认为，城镇的户籍、住房、社保等问题是制约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的瓶颈，为使农民工安居乐业，必须统筹考虑，打破这些瓶颈。同时，要建立综合服务保障体系，把就业政策向乡镇和农村延伸，使在外工作的农民工无后顾之忧，真正安定下来。安徽阜阳市市长孙云飞代表认为，中小城市人口饱和度较低，自身经济发展也需要劳动力，在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能大有可为，一举多得。他认为，首先，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急需新增劳动力注入。其次，中小城市吸纳新生代农民工为市民，能够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长期存有的问题。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代表认为，为使农民工安心工作，持续成长，必须统筹考虑，打破城镇户籍、住房、社保等瓶颈。 “增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是破解农民工就业难题的一剂良方。”张复明代表建议各级政府继续增大资金投入比例，切实把农民工培训当作一项公益事业来抓。企业也要参与农民工培训，使培训更有针对性。三、申论要求 1.请结合给定材料6、7、8，概括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区别。 2.有人说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分) 3.依据给定材料中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现状，请谈谈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