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之一。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是占ト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____宁夏都发现了刻有占卜辞的甲骨。殷墟甲骨文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没有发现商代的竹筒。从出土的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热的文字。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够反应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大洋一号”是中国第一艘现在化的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自1995年以来，这艘船经历了大洋款产资源研究开发专项的多个远洋调查航次和大陆架勘查多个航次的任务。今年，它又完成了历时45天，航程6208海里的综合海试任务，对不熟悉的人而言，（）。在这里，重力和ADCP实验室、磁力实验室、地震实验室、综合电子实验室、地质实验室、生物基因实验室，深拖和超短基线实验室等各种实验室____________________，分布在第三、四层船舱。由于船上配备和很多先进设备，人不用下水就能进行海底勘探，比如，深海可视采样系统可以将海底微地形地貌图像传到科学考察船上，犹如有了千里眼，海底世界可以____________________，并可根据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地抓取矿物样品和采集海底水样；深海浅层岩芯取样钻机可以在深海底比较坚硬的岩石上钻取岩芯。“大洋一号”的远航活动，与郑和下西洋相呼应。600年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600年后，“大洋一号”不断进步，____________________，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框架下，探索海洋奥秘，开发海洋资源，以实际行动为人类和平利用海洋作出了中国人民的贡献。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已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而其基本价值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______，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性，不是生理的，而且是文化的、精神的因素；没有中华文化，中国人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就不成其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_______，今天仍然是而且未来必将还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就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弘扬的“中国精神”，而弘扬中国精神，是凝聚中国力量、走稳中国道路的关键。没有中华文化的______，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到世界文明史中看,中华民族创造的_______的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价值体系，独特的民族色彩，独特的历史进程。其长期的演化过程造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赋予我们生命力和创造力，也决定了我们独特的发展路径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形态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