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形态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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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匠（节选）葛亮秋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父亲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许多业界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板来。说起来，还是因为馆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省外的专家，都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你说说看，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天工开物》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苋”。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孩子出去玩玩。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八型的自行车，带着我，穿过了整个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庙，停下来，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老董说，咱们看秋去。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墻处停住了。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箫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的树。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抽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中摇荡。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您的后人来了。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啊?我问，橡碗是什么呢？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売子就是橡碗。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便慌慌张张地跑远了。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老董这才回过神，说，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哪朝哪代的旧书，可都补得贏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我听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工作。老董摇摇头，说，不了，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有删改）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为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