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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

A、有管理的单一固定汇率制度
B、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度
C、双轨浮动汇率制度
D、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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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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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熊育群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和情感进行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限制，将人物置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收获》杂志副主编、《钟南山：苍生在上》责编钟红明和作家熊育群做了一次对谈。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希望我来写钟南山，我自己也有写作的冲动。于是，通过钟南山的助理得到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了钟南山过往的大量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都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就是 ——“时间与空间”“泪水”“挫折”“敢医敢言”“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 钟红明：现在有些人避用“报告文学”而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摘编自《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文汇报》2020年5月13日）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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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句中的破折号，和文中破折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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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之一。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是占ト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____宁夏都发现了刻有占卜辞的甲骨。殷墟甲骨文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没有发现商代的竹筒。从出土的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热的文字。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够反应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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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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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之一。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是占ト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____宁夏都发现了刻有占卜辞的甲骨。殷墟甲骨文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没有发现商代的竹筒。从出土的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热的文字。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够反应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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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并言京欺君僭上、纛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几卒,年五十九。安中为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诗百韵以纪其事,诗成,赏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节选自《宋史·王安中传》)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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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形态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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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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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形态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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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的光 蒋子龙 我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1949年初冬，我正式走进学校，在班上算年龄小的。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巨大的怪物，特别是在夜晚，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喘气像打雷，如天神下界，轰轰隆隆，地动山摇，令人胆战心惊，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 一天晚上，真要付诸行动了，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一点的同学。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十来里地，当时对我来说，就像天边儿一样远。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森林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曾经听过的所有鬼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里面，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我怕被落下，不得不一路小跑，我跑他们也跑，越跑就越疹得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当时天气已经很凉，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轨道上听到。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四野漆黑而安静。一只耳朵被铁轨冰的太疼了，就换另一支耳朵贴上去，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嘎登嘎登……由轻到重，由弱到强。响声越来越大，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 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穿越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扫过来。光束越来越刺眼，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喷吐着白气，呼啸着逼过来。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就像脑门的部位，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 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 且不管它是锤是斧，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特别的高兴。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一把磨得飞快、使着顺手的好镰，那可是宝贝。火车头上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让我感到很特别，仿佛这火车跟家乡、跟我有了点关联，或者预示着还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 十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伍，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贾队长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的镰刀锤头图案。 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自然也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我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绝不能送人。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的捆在礁石上，接雨水喝，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 贾队长答应在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可以把挎包借给我，但回队时必须带来一挎包当地的土和菜籽、瓜子或粮食种子。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有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礁上只驻扎着一个雷达兵，一个气象兵，一个潮汐兵，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 又过了几年，我复员回到工厂干锻工。锻工就是打铁，过去叫“铁匠”。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但往产品上打钢号、印序号，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越干越有味道，一干就是十年。在锻钢打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改变了人生，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字创作。我成了民间所说的“全科人”：少年时代拿镰刀，青年当兵，中年以后握大锤，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有删改）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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