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形态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美术馆所收藏、陈列的部分艺术品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实物并不等同于原物。《有声电影》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幽默效果,请从文中举出三处手法不同的例子,并简要分析。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是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下列关于民众对垃圾分类认知与实践相关情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话、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即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式,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摘编自杨国美《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鲁芝字世英,扶风郿人也。世有名德,为西州豪族。父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离,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坟籍..。郡举上计吏,州辟别驾。魏车骑将军郭淮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举孝廉,除郎中。后拜骑都尉、参军事、行安南太守,迁尚书郎。曹真出督关右,又参大司马军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参骠骑军事,转天水太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迁广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阙..献书,乞留芝。魏明帝许焉。曹爽辅政,引为司马。芝屡有谠言嘉谋,爽弗能纳。及宣帝起兵诛爽,芝率余众犯门斩关,驰出赴爽,劝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见黜,虽欲牵黄犬,复可得乎!若挟天子保许昌,杖大威以羽檄征四方兵,孰敢不从!舍此而去,欲就东市,岂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狱当死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俄而起为并州刺史诸葛诞以寿春叛,魏帝出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诞平,迁大尚书,掌刑理。武帝践祚..,转镇东将军,进爵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芝以年及悬车,告老逊位..,章表十余上,于是征为光禄大夫,位特进,给吏卒,门施行马。羊祜为车骑将军,乃以位让芝,曰:“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华发,以礼终始,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从。其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为举哀,谥曰贞,赐茔田百亩。(节选自《晋书·鲁芝传》)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野歌李贺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诗的最后两句有何含意?请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