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女士阿成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瘦秀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目前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董警士更加忸怩了。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申请的、甜蜜的。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赵一曼女士淡淡的笑了。赵一曼女士你们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以“赵一曼女士”为题,不同于以往烈士、同志、英雄等惯常用法,称谓的陌生化既表达了对主人公的尊敬之意,又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后汉书·王涣传》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又减价集常平米,多作馕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2)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下面是某校的一则启事初稿的片段,其中有五处不合书面语体的要求,请找出并作修改。我校学生宿舍下水道时常堵住。后勤处认真调查了原因,发现管子陈旧,需要换掉。学校打算7月15日开始施工。施工期间正遇上暑假,为安全起见,请全体学生暑假期间不要在校住宿。望大家配合。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是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下列关于民众对垃圾分类认知与实践相关情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记忆里的光 蒋子龙
我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1949年初冬,我正式走进学校,在班上算年龄小的。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巨大的怪物,特别是在夜晚,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喘气像打雷,如天神下界,轰轰隆隆,地动山摇,令人胆战心惊,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
一天晚上,真要付诸行动了,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一点的同学。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十来里地,当时对我来说,就像天边儿一样远。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森林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曾经听过的所有鬼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里面,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我怕被落下,不得不一路小跑,我跑他们也跑,越跑就越疹得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当时天气已经很凉,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轨道上听到。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四野漆黑而安静。一只耳朵被铁轨冰的太疼了,就换另一支耳朵贴上去,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嘎登嘎登……由轻到重,由弱到强。响声越来越大,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
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穿越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扫过来。光束越来越刺眼,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喷吐着白气,呼啸着逼过来。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就像脑门的部位,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
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
且不管它是锤是斧,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特别的高兴。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一把磨得飞快、使着顺手的好镰,那可是宝贝。火车头上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让我感到很特别,仿佛这火车跟家乡、跟我有了点关联,或者预示着还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
十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伍,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贾队长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的镰刀锤头图案。
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自然也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我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绝不能送人。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的捆在礁石上,接雨水喝,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
贾队长答应在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可以把挎包借给我,但回队时必须带来一挎包当地的土和菜籽、瓜子或粮食种子。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有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礁上只驻扎着一个雷达兵,一个气象兵,一个潮汐兵,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
又过了几年,我复员回到工厂干锻工。锻工就是打铁,过去叫“铁匠”。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但往产品上打钢号、印序号,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越干越有味道,一干就是十年。在锻钢打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改变了人生,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字创作。我成了民间所说的“全科人”:少年时代拿镰刀,青年当兵,中年以后握大锤,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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