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熊育群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和情感进行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限制，将人物置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收获》杂志副主编、《钟南山：苍生在上》责编钟红明和作家熊育群做了一次对谈。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希望我来写钟南山，我自己也有写作的冲动。于是，通过钟南山的助理得到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了钟南山过往的大量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都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就是 ——“时间与空间”“泪水”“挫折”“敢医敢言”“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

钟红明：现在有些人避用“报告文学”而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摘编自《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文汇报》2020年5月13日）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1899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之一。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是占ト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____宁夏都发现了刻有占卜辞的甲骨。殷墟甲骨文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没有发现商代的竹筒。从出土的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热的文字。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够反应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读史王安石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闇犹承误①，末俗纷坛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②，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10个字。(6分)无论生产、生活还是娱乐，当人暴露在噪声环境中时，健康就会受到威胁，暴露时间短，会产生焦虑与精神压力;暴露时间长，①，甚至失聪，听力损失程度与音量和暴露时长相关，然而，当噪声级达到一定高度时，②，均会产生永久性听力损害。而单从听力保护角度来说，即使是乐音，③，时间过久，也会对听力造成不可逆的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为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