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三：我国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问题较多。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拉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制度设计偏颇，学生家庭收入过低，政府规定执行不力，农民工的城市化政策缺失……造成了教育不公平。在今年的两会上，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依然是政协委员提得最多、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尤其是对《纲要》征求意见稿，更是政协小组会上讨论的焦点。

如果让你参加讨论，请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拟出发言提纲(至少3点)。你将通过什么形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当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灾疯狂吞噬一切的时候，当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当大地震造成地动山摇、山河变色的时候，是解放军官兵排除千难万险，第一时间出现在群众面前。说明人民军队()

①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②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装力量

③开始肩负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神圣使命

④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功立勋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为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中止大于飞机研制,转为与国外合作组装生产,但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并没得到核心技术。九十年代后期我国转向自行研制,经过十多年攻坚,大飞机终于在2015年成功下线。材料启示我们,发展战略性产业应

材料一：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摘自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材料二：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责任，随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反贫困实践的有效推进，贫困概念和反贫困的理论不断发展。精准扶贫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以人为本、赋权提能、参与合作的反贫困思想，并将该思想具体化、可操作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

（摘编自王介勇等《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材料三：

贵州省江口县通过发掘本地资源与特色文化，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探索了一条利于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的新路。江口县以“天下名岳之宗”的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申遗为契机，创建区域品牌，大早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梵净山地理标识。梵净山周边的自然村落风景优美，少数民族居多，这里保留了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因此江口县引进多家旅游企业，创建景区、中国传统古村落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形成了旅游产业群。另一方面，江口县发展规模化生态农业，重点扶持生态茶和冷水鱼等项目。江口县引进了专业的企业，由企业负责研发、技术指导、标准认证、茶叶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同时在景区周边删去开发茶园，实现“茶旅”互动，促进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摘编自谢玉梅《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设计参与扶贫——基于江口的考察》，《光明日报》2019年5月8日）

材料四：

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的澜沧江在云南省境内长达1200多公里，这条大河流经云南两岸的山区正是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里拥有成片的古茶园，其中不乏树龄在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古茶树。居住在这一流域的布朗族、傣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世代以茶为生，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民族茶文化，近年来，云南省把茶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抓，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产业引导扶持，将其视为促进农村脱贫攻坚、茶农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政策扶持方面，重点茶产区各级政府对茶产业发展给予政策倾斜，各级财政加大对茶产业的投入扶持力度，重点打造区域品牌，做大做强普洱茶、滇红茶、滇绿茶三个品牌。与此同时，为解决云南茶叶销路不畅、困扰茶农与消费者的卖难买难问题，云南从省里到市、县都在努力搭建多种销售平台，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助力茶产业成长壮大。

（摘编自《茶产业托起云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梦》，《光明日报》2020年2月21日）